中华文明在五千多年的自我发展中不断回应挑战、开创新局，拥有强大的文化主体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明存续危机和现代化进程交织，使得中国人对文明发展方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和独特的理论自觉。这种理论自觉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全过程，系统构成探索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的中国方案。
以文明和合共生为根本出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旗帜鲜明地认为，面对何去何从的共同挑战，“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明确倡导“文明和合共生”。这首先肯定了文明多样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孟子“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古老洞见得以现代升华：“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自古就存在，是人类文明的内在属性。没有多样性，就没有人类文明。”这种差异格局揭示了文明自组织规律——它既是政治智慧的必然选择，更是习俗演化的自然结果。其次以保障诸文明的差异性发展为重要目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主张“不同而和”，更追求“和而不同”，强调“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最后，这种作为目的追求的多样性并非自在、消极的多样性，而是蕴含着对原初差异的某种超越，在差异中寻求共识，达至一种更理想的多样性状态，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状态。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不是现实诸文明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和合共生而不断优化的人类文明，呈现出“天下无外”的包容性与“天下为公”的实践品格。使“文明和合共生”成为可能的不是“道并行而不相悖”中的“并行”之诸“道”，而是使诸“道”得以并行的“天下之大道”，即公道。这一大道、公道才是本真性的文明相处之道。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基本方法
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揭示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的规律，并为破解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时代课题提供了核心方法论：“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其一，文明平等是交流互鉴的前提。在人类文明新形态视野中，不同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风格、类型之别，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这也意味着，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不可能由现有诸文明中的任意一个文明将自我普遍化，直接推演出理想的人类文明。其二，文明包容是交流互鉴的动力。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人类历史、中华文明史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都表明，“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其三，文明对话是交流互鉴的关键。文明交流互鉴就是要以对话代替对抗，“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从哲学角度看，诸文明在全球化场域中事实上形成了功能互补的关系。文明通过互鉴就能取长补短，获得更加整全的智慧，实现文明系统的优化。
以文明守正创新为内生动力
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明确反对文明断裂论，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揭示和强调“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的辩证规律。一方面，不仅在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与创新性的基础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而且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解放思想的重大创新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本身就是文明互鉴的典范，实现了中华文明的自我更新。另一方面，将守正创新提升为人类文明演化的普遍逻辑，呼吁世界各国“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人类文明新形态精准把握返本开新这一文明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并将之提升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方法，尤其强调对古典文明的传承创新。人类古典文明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贡献，是人类智慧的渊薮，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其中就蕴藏着关于人类文明何去何从的重要启示。
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规范
当今人类文明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和表现就是既缺乏价值共识又存在西方“普世价值”霸权，走出人类文明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到和坚守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人类大道、公道、和合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了三个层面的人类价值体系。首先是基于人类共同属性的基础价值，即不同民族、文明作为人类成员与生俱来的、“同欲”“同求”的共通价值诉求。这类价值犹如深埋地下的矿脉，需要通过文明对话与哲学反思持续进行去蔽、澄明。其次是维系文明共生的底线价值，在人类面临整体性生存危机的当代语境下，不同文明必须共同恪守共存法则与伦理底线。这已成为超越现实文化、文明差异的绝对律令。最后是历史演进中不断生成的建构性价值。这种通过平等的文明对话与实践检验逐步形成的共识性价值准则，既承载着传统智慧又面向未来开放，具有鲜明的公共性与实践性。中国提出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继承《联合国宪章》宗旨，更超越西方“普世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强调价值观的实践导向性与实现路径多样性，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价值表达，体现了人类文明应有的厚度。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最终归宿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大历史思考，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大道至简的总回答。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种客观描述，其表达的正是人类社会融合发展的实然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其次，作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理想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更是一种需要积极构建的理想状况。习近平总书记从国际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方案，呼吁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种视全人类“命运与共”的整体性认知，超越了民族国家、“本国优先”、西方文明中心的狭隘视域，基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为人类文明和合共生提供了全新模型。而且，中国提出并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文明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走向人类文明和合共生提供了正在进行的现实路径。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与实践，实现了从以资本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转换，从文明系统失衡到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结构整合，从文明断裂到文明传承创新的文明根基重塑，从对抗竞争到合作共赢的文明关系重构，从扩张掠夺到和合共生的文明使命升华，为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标注了新的历史坐标。
（沈湘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配先查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