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张四川省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的图片在网络流传。图片显示，一批班级平均分在15分以下的初中老师被请到台上合影，背后大屏幕上的“耻辱”二字格外刺眼。8月28日上午，凉山州教育局证实了该图片及会议情况的真实性，但照片中涉及的成绩归属目前尚未定论，雷波县委、县政府正在调查相关情况。
要理解这一事件，需要考虑雷波县的实际情况。2020年2月，四川省政府批准雷波退出贫困县序列。凉山曾是全国“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之一。当地用五年时间实现脱贫摘帽，堪称奇迹，但教育欠账的偿还远非五年能完成。
彝区学生的语言关、学前教育基础、留守儿童比例、师资流动、教学资源和教师培训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这些因素都会影响班级的平均分。如果忽略这些问题，直接将“耻辱”标签贴在教师头上，无疑是一种粗暴的管理方式。
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假设一位教师接手一个基础极差的班级，即使第一年的成绩仍然很低，但如果学生已经有所进步，这位教师是否也应受到指责？这种做法与国家层面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要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政绩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
县级教育部门本应是改革的“最后一公里”，如今却在行政会上上演了一出最原始的“以分数定荣辱”。如果成绩归属真的“没有定论”，那么先扣上“耻辱”的帽子显然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行为目的何在？其增加的管理价值究竟如何？
如果目的是让这些教师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数据分析和个别谈话可能更为有效。如果目的是让其他教师引以为戒，公开羞辱也不是好方法，最多只能制造一点“震慑”，短期内通过让人害怕来提高数字，但从长远来看有害无益。例如，教师可能会给能提高平均分的学生优先待遇，而基础差、短时间内难以提高的学生成为“负担”，难教的班级成为谁都不愿接手的“烫手山芋”。
事情曝光后，有几个问题亟待当地回应：“耻辱”二字是谁决定放上去的？这样的做法依据什么管理制度？这些教师是否有申辩的机会？评价成绩时是否考虑了学生基础和班级差异？对于真正面临教学困难的教师，当地提供了什么帮助？
教师需要监督，也需要承担责任。然而，羞辱教师是最省事但最无效的一种问责方式，既不能补课也不能留住人，甚至会让潜在的教师心生畏惧。这样的“教育治理”究竟是改变教育，还是在制造更大的教育欠账？
配先查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